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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帝国主义: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入侵形式

2015-06-08 10:56:11      点击:


如果数字帝国主义正在全球发生的话——如果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正在承载着某种文化元素漂洋过海的话——到底哪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蕴含其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截至 2014 年,全球前十名互联网公司 (依用户受众划分) 当中,有八家位于美国,但是它们 81% 的在线访问者却在美国之外的地区。(当同年斯诺登事件发生的时候,情况尤其让这些用户和他们的政府感到困扰。) 智能手机本身,从精致的外观到屏幕整齐排列的应用,其模式很大程度上来自苹果的设计蓝图,虽然设计和制造公司位于韩国或中国。问题不在于技术传播是否起到了灌输意识形态的作用,比如像好莱坞到处宣扬美国的世界观那样;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上除美国外的其他地方会如何反应。

在硅谷,科技传播价值这种思想已经是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正如 Facebook 三年前在 IPO 招股书中所说的那样,创办该公司的初衷是“为了完成一次社会使命”,其承诺了一种 Facebook 式的革命:“通过让每个人获得分享的权利,我们开始看到人们在不同程度地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相信全球未来的领袖们将会出现,他们支持互联网、并为人民的权利去斗争,这种人民的权利就包括分享他们希望分享的内容,以及获取所有人民希望分享给彼此的内容。” 这种传教式的宣传在硅谷到处都是,也解释了 Facebook 和 Google 在过去两年里的一项重要慈善工作聚焦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这些公司的高管们真挚地相信,从长远来看,信息技术——当然也包括信息技术所提供的服务——对于让人类社会变得更好至关重要。


从硅谷的角度来看,“分享的权力”不太像强加于人的美国式价值观,而更像是一种全人类的普世美好。但即便是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如泰国文化部一样的,可能并不会——所有这些分享将导致什么,这是一个更加令人忧虑的疑问。对于个体用户来说,智能手机的一切,从设计上就是要促使他们去分享更多、表达更多、连接更多。但是结果的呈现又被整理成数据,可能被提供给政府和企业——当政府和企业知道能够轻易获得,用来分析并转化成有价值的情报时,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做。对于组织机构来说,一旦他们懂得能够用这些数据做什么,一旦情况变得不可避免且有利可图时,所有的自我约束都会消失。


这样一种双刃剑的作用在如今许多的科技创新上都可以见到。为照片自动标签的面部识别软件,同样也在入境口岸识别异议分子。帮助你用法语和网友调情的机器翻译引擎,也能够在一个格子间的电脑上监控不同大洲的通讯。用来改进锻炼计划的健身数据,可能很快会导致你的健康保险费用被强制调整。类似的风险在急剧增加,过去几年里,硅谷的野心越来越大,已经延伸到了物理世界;正如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所说,“软件正在吞噬世界”。新一代的科技公司已经入侵到了旅游 (Airbnb)、交通 (Uber) 和其他领域,带来了一套技术主导的价值观。


在十九世纪古老的帝国主义时代,基督教传教士假借旅游之名,和出征的殖民军队分开。但是在数字帝国主义时代,一切的传播都以一种炫目科技的形式同时进行:救世军和帝国,传教者和判官,圣经和枪。对于硅谷所有要改变世界的高谈阔论来说,其所讲并非空泛的夸夸其谈。过去十年当中,这种说辞吸引了全国如此之多的高校毕业生来到硅谷,二十一世纪的美国,硅谷承诺要实现他们那傲视一切的野心,还有对于社会进步的不懈渴望。不安于现状的美国人在创造价值的同时,已经在设计能够传播价值观的工具——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至少对于所有认同他们的人来说是如此。